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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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企业都生存于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规划未来时势必会关注“整体经营条件”的变化。不过企业管理者需要的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经营环境预测”,也就是企图预测明天的天气,或解读三五年后,甚至10年以后的经营环境。
企业管理者需要的是能够不受制于经济周期,让企业自由思考与规划的工具。
企业制定目标,是为了决定今天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可以在明天获得成果,是以对未来的预期为基础的。因此要达成目标,必须采取行动塑造未来,权衡今天的手段和未来的成果,在不久的将来和遥远的未来之间求取平衡。
几乎所有的经营决策都是长期决策,就今天而言,甚至10年的时间都算短了。不管是有关研究发展、建造新工厂、设计新的销售组织或产品,每个重大的经营决策都需要经过多年时间,才能真正奏效,更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有真正的产出,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才得以回收。
企业经营者别无选择,只有预测未来的发展,并试图塑造未来,在短期和长期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要做好这两件事,远超出凡人的能力,不过虽然缺乏老天的指引,企业管理者绝对不可轻视这些艰难的责任,必须尽己之力,尽职尽责。预测5年、10年或15年后的发展,通常都只能算“猜测”而已。但“基于系统知识的猜测”和“单凭直觉”不同,理性评估后所做的猜测和有如赌博押注般的瞎猜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一
摆脱对经济周期的依赖
任何企业都生存于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规划未来时势必会关注“整体经营条件”的变化。不过 企业管理者需要的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经营环境预测” ,也就是企图预测明天的天气,或解读三五年后,甚至10年以后的经营环境。
企业管理者需要的是能够不受制于经济周期,让企业自由思考与规划的工具。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说法。经济周期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一项决定是在繁荣时期实施还是在萧条时期实施,将对这项决定是否有效和成功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经济衰退的低谷时期进行资本投资,在经济繁荣的顶峰时期抑制扩张和新的投资,经济学家这种千篇一律的建议似乎只不过是一种最基本的常识。事实上,这个建议不会比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建议更加有用和有效。
尽管这个建议很好,但是应该如何执行呢?又有谁知道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呢?而经济学家过去的平均准确率并不怎么样,生意人预测成功的概率也好不到哪里 (还记得1944~1945年,大家都预测战后经济会开始走下坡路吗) 。即使这个建议很好,利用经济周期依然是个无法实施的建议。
如果工商界人士真的能遵照这个建议行事,那么从一开始,压根儿就不会出现经济繁荣和经济萧条了。经济之所以会出现两极化的波动,正是因为就心理学而言,这个建议根本不可行。在经济繁荣时期,几乎每个人都相信这下子可以海阔天空,无所限制,而在经济跌落谷底时,每个人都相信这一回经济繁荣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会一直走下坡路,或永远停在谷底,无法翻身。 只要生意人一直围绕着经济周期思考,他们就会受这种心理所摆布,无论原本的意图有多好,经济学家的分析有多高明,他们都将因此做出错误的决策。
更糟糕的是,即使连经济学家现在都开始怀疑,是否真的有“周期”这回事。当然,经济一直有起有落,但是经济形势的发展真的具有可以预测的周期性吗?
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世时曾经耗费了25年的时间,苦心钻研周期的问题,但他找到的“经济周期”充其量只是各种不同的周期性运动加总起来的结果,而且是事后分析出来的形态。经济周期分析只能告诉我们曾经发生了经济周期,却无法告诉我们未来会如何发展,因此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最后,对许多经营决策而言,经济周期所涵盖的时间太短了。举例来说,我们没有办法根据对未来4年、5年或6年的预测,拟订重工业的工厂扩建计划。
这类计划通常必须放眼15年、20年后。无论要根本改变产品或销售组织,成立新商店或开发新的保险方案,也都会碰到同样的情形。因此企业真正需要的,是能协助他们不需要猜测目前经济究竟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就能制定决策的工具。
二
看待经济周期的3种思维工具
无论目前经济形势如何,企业都需要借助这类工具做3年或7年以后的规划。今天,这类工具有3种,在经营企业时,3种工具都很有效。
首先,我们可以假定经济总是会不断起伏,而不需试图臆测目前的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换句话说, 借着分析过去的经验,找出预期可能碰到的最坏可能或最可能碰到的严重挫败,并据以检验目前的经营决策。
如此一来,企业的决策就不必受制于对经济周期的臆测。这个方法无法告诉我们决策是对是错,但却能显示其中所牵涉的最大和最小周期性风险,因此在评估企业必要的最低利润时,这是最重要的预测工具。
第二种工具比较不容易掌握,但功效更大。这种工具是根据可能对未来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来制定决策。 把考虑的重心放在过去已经发生且不具经济意义的事件上,而不去预测未来;试图找出影响经济环境的基本因素,而不去猜测未来的经济环境。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过,有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决定在战后转行成为保险丝盒和闸盒制造商。这个决定就是基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1937~1943年,美国出现了新家庭日益增多的趋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
到了1943年,很明显,美国的人口趋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即使人口统计专家的推论正确他们预测高生育率是战时的短暂现象,在战后就会下降 (这是历史上最缺乏根据的轻率推测) 仍然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新家庭形成率从1937年的低点开始大幅上升,远超过萧条时期的数字。即使新家庭形成率和人口出生率在战后再度下降,这些新家庭仍然需要房子住。
除此之外,房地产市场已经停滞了将近20年,所以对于住宅潜藏了惊人的需求。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除非美国战败,否则战后建筑业必定非常兴旺。
如果战后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萧条,住宅兴建计划就会由政府主导。事实上,人口趋势和住宅供需情况都显示,兴建住宅势必成为政府对抗经济萧条的重要政策。如果战后美国经济日益繁荣,而后来情况也确实如此,那么房地产市场就会更加蓬勃发展,私有住宅会大量兴建。换句话说,无论战后经济形势是好是坏,住宅建设都会蓬勃发展 (事实上,如果战后真的发生经济萧条,可能住宅建设还会更加兴旺) 。
企业正是根据针对这类已经发生而且预期会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所做的分析,决定是否跨入新行业。因此即使在做长期规划时,企业经营者仍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其实不是在预测未来当然,人口结构只是其中一项基本要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段期间,人口结构可能是影响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在其他时候,人口结构可能只是次要甚至不相干的因素。
不过,基本方法依然放之四海而皆准: 找到过去已经发生过的非经济性却会影响经济环境的事件,然后据以制定未来的决策。
但是,尽管基本要素分析是我们手边所能拥有的最佳工具,却离完美还有一大段距离。1944年,法国也很可能根据同样的人口趋势分析而推出相同的结论——战后住宅建设将是一片繁荣。尽管他们的分析很正确,法国的住宅建设却没有盼到预期的繁荣。
当然,原因可能完全与经济体系无关。或许问题出在法国实施房租管制和糟糕的税法,也可能住宅建设的繁荣只是暂时延后,仍然蓄势待发。战后住房不足的窘境可能是法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主因,因此根本就不该让这种情形发生。然而,对商人而言,这些安慰没什么用。在法国,转行生产保险丝盒和闸盒的决定虽然是基于理性的猜测,却仍然是错误的决定。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说任何事情在未来一定会发生。即使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我们仍然无法预估发生的时间。
因此,我们绝不能单独运用基本要素分析法,必须由第三个降低预测风险的工具加以检验:趋势分析,这也是今天美国人普遍采用的方法。 基本要素分析试图探究未来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趋势分析问的问题则是“有多大的可能”和会“多快”发生。
趋势分析所根据的假设是:经济现象——例如家庭用电,或平均每1美元的家庭所得有多少花在寿险上—是长期的趋势,不会很快改变或变幻莫测。这种趋势可能会受到周期性波动的干扰,但经过长时间后,终将恢复原本的走势。拿统计学家的术语来形容,“趋势曲线”会是一条跨越10年、15年或20年的“真实曲线”。
所以,趋势分析就是要找出关于企业发展的特有趋势,借着趋势,企业在制定长期决策时,不需要太在意短期的经济周期。
趋势分析非常重要,它可以拿来检验基本要素分析的结果,但是也不能单独运用这个工具,以免变得盲目依赖过去的经验或“社会惯性法则”。事实上,尽管这两种分析采用的方法不同,却能形成合力,帮助我们捕捉飞逝的时光,以便能好好审视一番。
尽管这三种方法都有缺点,但如果能持续熟练地运用这些方法,并且了解其限制,应该可以向前跨一大步。制定经营决策时,不再单凭预感,而是理性地推测。至少管理层知道,目标应该基于什么样的期望值,期望值是否合理,或是当预期的情况没有发生,或是不在预期的时间内发生时,什么时候该检验目标。
三
未来的管理者才是企业真正的保障
企业真正的安全保障,是未来的管理者。即使有了这些改进后的方法,关系未来的决策仍然只是预期而已,很可能出现猜错的情况。因此任何经营决策都必须预先做好改变、调整或补救的准备。
针对每一个经营决策,管理者都必须预做充分准备,尽可能将未来打造成预期的模样。否则,就算预测未来的技术再高明,经营决策都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如意算盘,和所有根据长期预测所做的决定一样,将走向不可避免的下场。
具体来说,这表示 今天的管理者必须有系统地为明天的管理者做好准备 。明天的管理者能够调整今天的决策以适应明天的环境,能将理性推测转变为扎实的成就,让明天的环境更适合今天所制定的决策。
在探讨管理者培养时,我们强调必须协助有能力制定未来决策的管理者做好准备。话虽没错,但我们之所以需要有系统的管理者培养计划,首要目的还是为了今天的决策,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为了解这些决策及其背后思想的人做好准备,因此当今天的决策变成明天的困扰时,他们才能采取明智的行动来处理。
最后我要指出,无论企业经济学的理论多么完备,分析多么周密,工具多么有用, 企业管理终究都要回归到人的因素。
作者:彼得·德鲁克,现代管理学之父
来源:《管理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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